在人间| 中国留学生在纽约:原来我们这一代也会承受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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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138.comwww,  记者:那在这个事情上你参股多少?  谢某:他们就说给我分20%  做了股东的谢某开始积极的帮朱某张罗着,不仅负责技术员的生活起居,还负责这件密室的装修。一连20多天,却没有半点线索。“好友去世半个月了,我寄的钱都还没到死者家属账上,这事放到谁身上都不好受。10月27日中午12点多,刘阿姨和老伴吃过中午饭,老伴便搬着凳子来到厨房修理排烟机,由于烟机位置比较高,老人需要站在凳子上才能够到。

20日20时,东征战役开始。9月23日,阳城县检察院以程幼泽等人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中国海警46305舰接待了越方海警人员登舰观摩。”11日晚,日军炮火更加猛烈,为扭转战局,杨冲出掩蔽部,到最前线督战,不幸被炮弹击中,壮烈牺牲。

扫描之后,会进入支付转账页面,然后引导车主转账缴纳“违章罚款”。他从最开始嫌宿舍“脏”,逐渐发展成也觉得同学“很脏”。有当地媒体援引阿伯塔巴德警方官员的话报道称,目前救援人员已从失事客机残骸附近搜寻到46具遇难者遗体。  为了便于侦查,惠州警方开始租用社会车辆,并且动用了所有的警力。

2020年04月23日 16:02:30
来源:在人间

凤凰新闻客户端 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出品

我在纽约布鲁克林社区的一家心理诊所实习。3月18日,我最后一次去诊所,因为纽约州长科莫要求,所有非关键职位都必须在家工作。那天我不敢坐地铁, Uber之前也有人确诊,我通过另一个出行软件Lyft打了车。

我全副武装,戴口罩、一次性手套和帽子,坐进车里,也有点儿怕,因为在美国戴口罩会被认为是有病的。司机应该是印度裔或者巴基斯坦裔的,比较淡定。他说刚看了一个中国抗疫的纪录片,你们干得很好。他觉得特朗普动作太慢,导致我们现在猝不及防。

我问他,你觉得纽约人能像我们一样,一夜之间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吗?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不可能,因为纽约人有点像青春期的叛逆少年,你越是要规定他怎么样,他越是要反其道而行之。

3月21日,我出去采购,路上人流量明显少了很多,但还是有车来往。我本来想去华人开的蛋糕店买点儿甜食,提高脑内多巴胺,让自己愉悦一点,却发现华人店铺基本上全都关了。我有个好朋友去了三家洗衣房,也都关门,她觉得真是活久见,有生之年竟然能够经历洗衣房关掉这种事。

我找到一家小店,买了一些土豆、南瓜和蔬菜。陆陆续续看到一些居民,有拉美裔的,还有裹头巾的老太太,人们手里都拎着东西,这让我感觉生活还没有完全脱轨。只是走在路上,对面有人走过来,我跟他都会非常默契,我走左边,他走右边,以最快的速度擦肩而过。

这段时间,我时间感很模糊,觉得日子拉长了,世界的节奏慢了很多。在路上看到枯枝烂叶,我都会很认真地捡起闻一闻,感觉连狗屎的味道都有生命气息;看到朋友圈里国内的朋友晒奶茶的照片,我会想,奶茶是什么味道,我上次喝是什么时候?在家做饭,我连鸡蛋都打得很慢很慢,看着蛋液匀速打转。现在我可以体会二战时期那些犹太人的心态了,不管外面如何天翻地覆,只要能工作就继续工作,好像日子一切如常,因为那是他们唯一能抓住的啊。

纽约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路上戴口罩的人还很少。华盛顿广场演奏的,遛狗的,在草坪上围坐野餐的,一切如常……问我的教授为啥纽约人感觉都很淡定?教授说只是看起来这样,其实大家还是害怕的。在实习机构见到拉美裔小女孩client,她说来的路上见有人打喷嚏,吓得撒腿就跑。

3月初,纽约还没几个病例的时候,我就开始戴口罩去上班了。一个前台的非裔女生看到我,很开心地跟我打招呼说Chen,you look good today!听到这句话,我如释重负。

那天早上,我戴着口罩、手套参加了打毛线小组,这是一个女性支持小组。我边上坐着一个非裔大姐,她很擅长打毛线,并认真地教我。那种感觉很舒服,人与人之间都相互信任。我不知道下次再如此跟人近距离的接触会是什么时候。因为我一直密切关注国内疫情,知道以纽约地铁站的人流量和密度,确诊人数迟早会激增。

那一周,我还参加了一个愤怒控制小组。大家分享自己最近的状态,我说比较焦虑,说,I want to come back to China。一个非裔的阿姨当时就跟了一句,but it starts from China。当时我就好像被针刺了一下,心里百感交集。

我一个朋友,也是3月初就全副武装去上班,还拿了消毒水在办公室喷洒。她的病人都是高危群体,很多是HIV携带者,或者是无家可归的,毒品成瘾的,她觉得很恐慌。但她督导看到了就很不高兴。带组时她想戴口罩和手套,也被督导否决,说她这样做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情绪。

你觉得身边人都一切如常,就只有你像热锅上的蚂蚁,感觉好像中国留学生跟纽约人有一种隔绝感,活在各自的平行世界中。

那天我在楼上望见楼下的大叔和猫,那一刻觉得好温柔。

后来我想,美国年轻人身上没有苦难记忆。一些年长的老师曾说过,美国这一代年轻人觉得美国是世界中心,对其它地方发生的事情有一种漠然和钝感。美国人是从意大利疫情失控开始,才逐渐意识到有多严重。

从3月中旬开始,我逐渐听说身边有人确诊了。一个住在哥大国际学生宿舍楼的朋友告诉我,前天早上她接到学校邮件,宿舍楼里有一个不知道哪个国家的留学生因为感染去世了。

没想到新冠离我如此之近。那天我看到死亡人数时,想到其中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留学生,他是跟我一样年轻的呀。

学校还要求所有学生一周之内要搬走,哥大的朋友说她一下子就感觉到很抑郁,无处可去了。现在留学生真的是进退两难,回去基本都要辗转40多个小时,国内舆论也不欢迎。可能大众对留学生有一种想象,觉得有钱人才送出国,出国就是不爱国,现在娇气又想回国。但是像我身边的留学生并不是经济状况都很好,比如哥大的朋友搬出去就会有很大的经济压力。

一个朋友告诉我,她有一些HIV病人,一旦感染基本上是百分百的死亡率。还有一些病人住在地铁站里,可能人没了就没了,都不会成为确诊里面的一个数字。还有一些人是非法移民,虽然现在美国规定去医院不会查身份,但是他们先天就没有安全感,害怕被遣返,一定是能忍就忍。

我有一个病人是20岁出头的非裔女生,她有癫痫,过去两年多一直失业,住在收留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她父亲进过监狱,妈妈心智又像小孩。她还被哥哥性侵过。现在无家可归者已经有400多人感染,20多人死亡。奶奶看她可怜暂时收留了她。上周,我跟她视频,她躺在地板上看天,眼里空荡荡。她听到电话里,妈妈跟奶奶说:她一直在外面不知道有没有带病毒,不要管她了。她听了心如死灰。

她之前特别想离开纽约,去参加就业培训,找份工作,拥有自己的生活。但现在这些都不可能了。她感叹为什么在她人生中,每一次有动力想去改变的时候,会突然砸下一个东西,让她知道一切都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中,还不如感染了,一了百了。对很多人来说,痛点可能不是这次疫情本身,而是她心里本来就有一些痛楚和恐惧,再次被激发出来,被放大了。

特殊时期会有更多人有心理危机,有人因为没办法出去工作,付不起房租情绪崩溃,有人被迫关在家里,被虐待和家暴……但心理咨询也是有瓶颈的,你需要让自己的生活有起码的安全感,不需要为生存挣扎的时候,才有余力去探索内心真实的痛苦和创伤,去做恢复工作。

我们咨询师现在是通过视频咨询,学校也是改成线上上课,一种很诡异的感觉,很像《黑镜》里的场景,提前预演未来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特别想见到活的人。我上次见到好朋友是3月10日,那时她已经在家闷10天了。她本来不喜欢跟人肢体接触,但那天见面就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走的时候也是抱了一下。回想3月初,我还跟另一个好友去林肯中心看演唱会,一周去了两次火锅店,当时我还问她,这会不会是末世狂欢?

3月12日,小组艺术治疗时,在健康中心工作的大姐画了个口罩面具,她说,每天上班会念叨“不可怕,不可怕”,这才不会恐慌发作。西裔大叔client淡定地对我说:我不担心。恐惧?早在9·11困在双子塔时就用尽了。

3月中旬,我跟我督导说:我很害怕,可不可以一周来一次机构?她就有点儿激动:你没啥好担心的,你很健康。她以前出过车祸,下半身瘫痪,一直都是坐轮椅,呼吸道也有一些问题,是有基础病的高危群体。她跟我说,他男朋友是做游戏设计的程序员,这段时间已经在家办公,但他一直很恐慌焦虑,搞得她也很焦虑,有一天她当着对方的面爆发,大哭了起来,说她才是面临危险最多的人。我感觉到其实大家都很脆弱,情绪都徘徊在边缘。

后来我去学校,跟一个亚裔咨询师聊天,我说:“我觉得自己虽然学这个专业,但心理承受能力不太好。”他就跟我说:It is ok not being ok.我当时就想,是啊,我可以接纳自己不ok,我不需要自己永远活得快乐。

现在纽约州疫情已经很严重,确诊病例已经超过 26万,当然检测量就足够大。美国是联邦制,每个州各自为战,美国大部分医院也都是私人医院,很难做到一声令下,其它州的医院全部来救援。但之前纽约州长向社会求援,几万纽约退休医务人员很快响应,不管自己年纪多大,风险多高。也有很多其它州的医务人员——包括有医学背景的退伍军人过来支援。

现在大家对纽约州长的评价挺高的,在特殊时期我们心理上会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持续做很多事情,包括到访各地、慰问医院。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知道你们都很累,我也很累,可是想想前线救援的警察、医生,他们都没有这种奢侈说累。

但目前的居家隔离是有在线办公条件的人的特权,还有很多人是必须坐地铁去上班的,像在布朗克斯有很多拉美裔的美国人,他们主要是从事餐饮、超市收银员和外卖一类的工作。做这些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少数族裔。我之前去过一些拉美裔朋友租住的房子,地方很小,也没办法做到一人一间的隔离。现在美国感染比例最高的也是拉美裔和非裔。

3月中旬,我在家里憋得太慌了,就全副武装地去我家边上的海港跑步,边跑步边听着几年前在乌干达录制的音频,当时我去采访记录乌干达内战受害者——儿童兵和做过性奴的女孩的故事。听到音频中我的声音,感觉离现在的自己特别遥远。当年那个讲着别人的故事的小姑娘是多么天真,她没有经历过任何伤痛,也没有体会过任何限制,她从来就没有对别人真正感同身受过,只是以为自己特别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但最近这两个多月来,从国内开始,再到美国,我有一种很深的恐惧和不确定感。以前,我的梦想是去做无国界医生,做战后心理危机和创伤的国际援助。但现在想想,这是不是出于浪漫主义的想象,真实的我到底能否承受得起?

去年暑期,我参加了国际医疗队(International Medical Corps)的心理援助小组,去了约旦的叙利亚难民营。我跟一个叙利亚朋友住在一起,她告诉我,她家以前是城市中产,她正常地读书,做老师。突然之间战争爆发,她全家人都徒步去伊拉克避难,生活一下子陷入困顿。

叙利亚难民营,摄于2019年。

叙利亚难民营是在一望无际的沙漠建立起来的,都是一家好几口人,大人和4、5个小孩,一起挤在很小的板房里。一旦发现确诊,是无处隔离的。幸好现在难民中还没有发现确诊病例。

3月中旬,我跟约旦同事聊天,她说感觉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你找不到敌人。现在她也撤出来了,很多线下服务无法进行,国际志愿者没法进去,国际社会对他们支援的资金也很可能会削减。难民跟外界的连接又中断了,重新回到自我隔绝的状态。这对他们来说是雪上加霜。

我开始能体会当时遇到的叙利亚难民的一些感受了。我出国读书,看世界,去一些发展中国家记录别人的痛苦,都是一种特权啊。我不用像当地住在难民营的人一样别无选择,随时都可以离开。但今时今日我无法逃离,所有的生活都已停摆。

想起2012年,我在北京实习时,有天晚上下暴雨,加班到很晚才出来。我步行回家,水淹没了膝盖,手机屏幕也不小心摔碎了。后来我跟一个姐姐说,这是我人生当中遇到的最大的风暴,她当时就笑了:你以后一定会遇到更多。

现在想想,真的恍如隔世。今年2月,看到派往武汉的有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团队,我就有一股冲动,想等疫情结束后回国做心理援助,但现在看是不可能了。我在纽约待了四年多,以前只是觉得自己是个短暂的过客。但这段日子,当你和这里的人共患难时,就有了归属感。我是这儿的一分子,我要先安顿好自己,安顿好身边绝望的病人。

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是医院,最近时不时就有救护车经过,频繁的时候10分钟就有一班。每次听到“嘟嘟”的声音,我就会想,是谁又在承受家破人亡的伤痛?

从4月3日开始,美国疾控中心才开始修改规定,建议民众戴口罩。4月15日,纽约州长计划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我知道美国其实缺口罩,开始陆续发邮件和短信问老师和其它族裔的同学是否缺口罩,给需要的人寄了一些。

一个80多岁的犹太人爷爷是我们职场咨询课的老师,他平时上课经常戴着一顶小圆帽,是很可爱幽默的老头儿。他收到我的邮件非常欣慰。他告诉我,儿子感染新冠了,妻子刚做过脑瘤手术,还在恢复中。他说自己关注到现在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作为一个经历过二战历史创伤的犹太人,他能体会那种感受,希望一切会变好,糟糕的情况不会再发生。

但我们看到,历史总是重复。短短两个多月,你眼睁睁看着相似的悲剧在全世界各地迅速反复重演。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疫情中心,全美确诊数字已经超过80万,纽约州超过20万。

4月12日,特殊的居家生日,啤酒烤鸡+樱桃蛋糕+梅子味奶茶。过去几年的生日愿望都是追梦,今年我希望能更加理解自己,更加有烟火气,不拒绝生活给我的功课,包括生存的挣扎。

我开始意识到原来我们这一代人也会承受痛苦,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和阶层。纽约州长说,这场疫情对年轻一代是一次重生,你们会成为更好的人。我想,在灾难面前,到底什么是我们个人的道德义务,什么是每个人可以做的事情?下一次大浪来的时候,我们如何做才不会如此惶恐?多年以后,我又会如何去看当下这段经历?

过去十年,我都是处于十分理想主义高歌猛进的状态,渴望过一种自由自在、异于主流、抵抗现代消费主义的生活,收集很多的故事去理解人性,满足我的好奇心。现在回头想,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人与人的情感和关系,那些连接的瞬间,让我觉得我们都是人,而不再是中东人,非洲人,美国人,中国人,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可以无国界互相支撑,彼此理解和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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